HeartRhythm主编—陈鹏生教授语音速递（八月刊 中文版）
陈鹏生 教授
大家好，我是《心律》杂志主编陈鹏生，今天我将概述八月份的论文。
本期的编辑推荐文章题目为“心血管锻炼治疗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POTS）：一项实用的治疗试验”。作者回顾了受邀参加为期6个月门诊心血管锻炼计划的POTS患者的医疗记录，包括自主神经功能测试、症状评分和日常活动。在受邀的77人中，共有48人参与，其中43人完成了整个项目。77人中的29位未参与者作为对照组。6个月后，治疗组的48人中仅有11人符合POTS的心率标准，而对照组29人中有仍27人符合心率标准。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的仰卧和站立心率均有所降低。治疗组晕厥的频率下降。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的感知生活质量量表有所改善。作者得出结论，门诊锻炼方案显著改善了POTS患者的心血管功能和生活质量。
本期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一种新的电图持续时间心室图，作为一种识别室速消融慢传导区域的方法。VEDUM pilot研究。” 双极电图持续时间提示局部激动特点，如果延长，则有助于发现有利于心律失常的慢传导区域。作者旨在创建室速期间的电图持续时间图，并将其称为VEDUM电图。他们进行了一项涉及30名患者的前瞻性研究。他们发现24次室速中有22次(88%)，在电图持续时间最长区域进行第一次射频消融即可中断。作者得出结论，VEDUM电图在定义室速环路的传导易损区方面非常准确。峡部内最长的电图持续时间，可高度预测在第一次射频消融即可快速终止室速。
下一篇文章是“植入左心室辅助装置患者的电风暴：危险因素、发生率及对生存的影响”。这是一项对730名患者进行的观察性回顾性研究。其中，78人(10.7%)在术后中位数269天出现电风暴。27名患者(34.6%)的电风暴发生术后30天之内。发生电风暴之后，41%的患者在1年内死亡。作者得出结论，植入左室辅助装置后，每10个患者中就有1个发生电风暴，并且与更高的死亡率相关。电风暴的危险因素包括室性心律失常病史、室速消融、抗心律失常药物的使用和围手术期的机械循环支持。植入LVAD患者电风暴的最佳管理策略仍不明确。
接下来是“在没有外科手术后备的情况下，在术中风险分层指导下对1,000名患者进行经静脉电极拔除”。这是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连续1000名患者因非感染性适应证而接受选择性经静脉起搏器或ICD导线拔除。经静脉导线拔除的风险在术中进行评估。914例患者经静脉拔除电极成功，10例部分成功，76例失败。只有1名患者发生了需要紧急心包穿刺的术中心脏压塞。没有患者出现血胸或需要外科手术干预。作者得出结论，在经验丰富的中心，排除使用高风险拔除技术的经静脉导线拔除术中风险分层在大多数患者中是成功的，并可能有助于优化导线拔除的有效性、安全性和效率之间的平衡。
接下来文章的标题是“左束支起搏与左室间隔心肌起搏相比增加室间不同步但加速左心室侧壁去极化”。作者使用超高频心电图比较了68名患者的非选择性希氏束起搏、非选择性左束支起搏和左室间隔起搏在心室去极化方面的差异。他们发现非选择性左束支起搏保留了生理性左室去极化，但增加了心室间电不同步。左室间隔起搏期间左室侧壁去极化时间延长，但室间同步性得以保留。如果最生理模式的左室激动是植入手术的目标，那么非选择性希氏束起搏和左束支起搏应优于左室间隔起搏，因为左室间隔起搏可导致较慢的左室侧壁去极化。
接下来的文章是“混合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ICD）系统远程监测中的偶发性高起搏和电击阻抗：临床影响和管理”。混合心脏植入式电子设备系统的远程监控检测到零星高阻抗值，但没有其他异常的情况最近有所报道。这种现象的临床意义和相关危害尚不完全清楚。作者研究了92名接受混合ICD的患者。其中，15人(16.3%)在远程监控中出现高阻抗预警。除了1名患者由于导线微断裂导致起搏阈值不断增加，零星的高阻抗值与不良结果或需要修复无关。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在没有明显的导线断裂迹象或连接问题的情况下，混合植入式除颤器系统中偶发的高起搏和电击阻抗可通过密切随访安全地进行管理。
下一篇论文是“De Novo经静脉ICD医保患者的设备相关感染”。该研究是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作者通过100%使用医保管理及赔偿的数据，识别出在2016年7月至2017年12月期间接受De Novo经静脉ICD植入的患者。在26,000名患者中，519名(1.9%)在植入后720天内发生感染。虽然超过一半(54%)的感染发生在前90天，但16%的感染发生在365天之后。年龄<70岁、肾病透析和并发糖尿病是感染的预测因素。
接下来是“预测具有晕厥症状的房室传导阻滞患者的电生理研究：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作者搜索了各种数据库，发现10份报告共12个队列，639名患者符合纳入标准，平均年龄为69±7岁；35%±10%是女性；85%的患者有双分支阻滞。设定的平均H-V间期标准为≥70ms。在以体表心电图为特点的研究中，有7%的患者发生了完全性心脏传导阻滞，而在以植入式心脏监护仪为特色的研究中，这一比例为29%。作者得出结论，电生理研究对晕厥和束支传导阻滞患者的阴性预测值低至0.71，足以质疑其作用。
下一篇论文题为“用于左束支起搏的对比增强图像引导的导线部署”。通过可视化三尖瓣环，对良好导线尖端定位的20例成功左束支起搏进行回顾性分析，以开发一种图像引导技术来识别左束支起搏靶点。该技术随后在60名患者中进行了前瞻性测试，这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使用标准方法，另一组使用图像引导技术。结果显示，可视化组的手术和透视持续时间明显短于标准组。可视化组引线部署尝试次数低于标准组，记录到的左束支电位比例较高。作者得出结论，使用可视化技术，左束支起搏植入的手术和透视持续时间显著缩短，且导线重新定位尝试次数更少。
下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经皮植入ICD（S-ICD）的局部肿胀麻醉与全身麻醉对比”。作者对接受S-ICD植入的患者进行了一项前瞻性、非随机、对照、多中心研究。使用利多卡因、肾上腺素、碳酸氢钠和氯化钠制备局部肿胀麻醉剂。结果表明，肿胀局部麻醉的室内和手术时间显著缩短。接受肿胀局部麻醉的患者报告的疼痛频率更低。在接受肿胀局部麻醉的患者中，阿片类药物的使用显着减少。作者得出结论，在S-ICD植入术中，肿胀局部麻醉是全身麻醉的有效且安全的替代方案。
接下来是“心脏磁共振中的疤痕通道，以预测一级预防中的适当治疗。” 该研究旨在分析影像学在ICD植入患者心律失常风险分层中的作用，以进行一级预防。作者纳入了200名在ICD植入前完成晚期钆增强心脏磁共振(LGE-CMR)的患者，以进行一级预防。他们发现，LGE-CMR分析的疤痕特征是一级预防ICD植入患者适当治疗的有力预测因素。没有疤痕通道和疤痕<10g可识别该人群中室性心律失常风险非常低的患者。
接下来是“利用心血管植入式电子设备(CIED)衍生的患者活动来预测临床结果”。在参加MADIT-RIT的1500名患者中，有1463名(98%)可获得CIED衍生的患者活动。活动量最高的五分之一（更活跃）的患者接受不当治疗的比率最高，2年时为21%，而其他患者为7%-11%，风险高1.75倍。然而，活动量最低的患者死亡风险高2.02倍，心力衰竭住院风险高82%。作者得出结论，高CIED衍生的30天中位患者活动可预测不适当治疗，而低患者活动可预测死亡率和心力衰竭。设备衍生的活动评估可以作为临床结局的有用预测指标。
下一篇论文是“非缺血性心力衰竭左束支传导阻滞患者的电轴左偏是一种纯电现象”。29名患有非缺血性心肌病和左束支传导阻滞的患者接受了无创心电图成像(ECGi)。16名患者的QRS电轴正常，而13名患者的电轴左偏（LAD）。由于基底部前外侧区域的延迟激活，LAD组的总激活时间更长。LAD患者的左室激活是从心尖到基底部，与正常电轴患者的圆周激模动式相反。两组在左室舒张末期容积、左室重量和解剖轴方面具有可比性。作者得出结论，左束支传导阻滞中的LAD似乎是由于电生理异常而非结构或心脏解剖轴因素。
接下来是“致心律失常性右室心肌病患者室速导管消融的临床结果：来自约翰霍普金斯ARVC项目的见解”。在纳入的116名患者中，有166次导管消融手术，其中106次(63.9%)涉及心外膜消融。单次手术后室速的无发作比率在1年和5年分别为68.6%和49.8%。多次手术后的累积无室速生存率在1年和5年分别为81.8%和69.6%。与消融前相比，每次消融后的室速负荷减小。此外，与第一次消融前相比，最后一次消融后每位患者的室速负荷有所降低。消融后抗心律失常药物的使用减少。作者得出结论，在ARVC患者中，导管消融在单次术后带来了良好的无室速生存率，多次手术可更持久地避免室速复发。室速负荷的显著降低允许停用抗心律失常药物。
接下来论文题为“先天性长QT综合征(LQTS)对纳多洛尔的剂量反应”。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LQTS患者运动试验中纳多洛尔的剂量反应，以提出更个性化的治疗方法。该研究共纳入95名患者，并分析了337项纳多洛尔压力测试。21名患者反应过度，主要是LQTS1，20名患者反应不足，主要是LQTS2。42名患者在纳多洛尔下进行了至少3次压力测试。剂量变化与年龄预测的最大心率变化百分比之间存在负相关。总之，这项研究表明LQTS患者对纳多洛尔的剂量反应存在重大差异，因此强调需要为每位患者个体化定制剂量。个体内部分析显示相对恒定的剂量反应关系，允许在第一次运动测试后进行指导剂量调整。
接下来是“药物诱导的长QT猪模型中急性阻塞性呼吸事件的致心律失常机制”。在镇静状态自主呼吸的猪中，通过75秒的间歇性上呼吸道负压（INAP）来模拟阻塞性呼吸事件。作者发现，虽然QT间期在INAP期间增加、结束后减少，但电机械窗口在整个INAP期间和INAP结束后进行性缩短。较短的电机械窗口与室性早搏(PVCs)发生率增加有关，这在多非利特猪中得到增强。阿替洛尔的给药可防止INAP后电机械窗口缩短并减少PVCs的发生。作者得出结论，模拟阻塞性呼吸事件期间心室电机械偶联的瞬时分离会产生动态的室性心律失常基质，该基质由交感神经介导，并被药物诱导的LQT加重。
接下来文章是“半乳糖凝集素3(GAL3)在致心律失常性心肌病早期疾病阶段的新致病作用”。致心律失常性心肌病(AC)是一种由于桥粒突变引起的心肌疾病，其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在表型出现之前，对过表达Desmoglein2-N271S突变的转基因小鼠的心肌进行了差异表达基因的RNA测序。在早期疾病阶段确定的29个差异表达基因中，凝集素、半乳糖苷结合，可溶性3基因(GAL3)在转基因小鼠和3名患有心脏性猝死但没有明显结构重塑的AC患者中表现出降低的心脏表达。在5名人类AC先证者中发现了LGALS3的四种罕见错义变体。这些发现表明GAL3通过调节Wnt/β-catenin信号传导和细胞间粘附在早期AC发作中起关键作用。
接下来是“完整人体心脏中整体和局部机械电反馈的直接体内评估”。在10名接受心脏直视手术的患者中，左室后负荷因短暂的主动脉闭塞而改变。心室负荷增加减少纵向缩短和缩短激动恢复间隔(ARI)，但心脏节段之间的变化具有异质性。增强的局部纵向缩短与ARI缩短和局部ARI分散增加有关。在整个器官水平，增加的机械弥散转化为增加的复极化弥散。作者得出结论，机械电反馈可以在人类心脏中建立潜在的促心律失常基质，应促进我们对心律失常的理解和预防。
下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氟卡尼诱导的QRS波群增宽与负性肌力相关”。本研究的目的是在一个完整的猪模型中，检查肺和静脉氟卡尼给药在能有效将新发房颤转化为窦性心律的剂量下，对左室收缩力和QRS波群宽度的影响。氟卡尼(1.5mg/kg)通过气管内给药，并与2.0mg/kg 10分钟静脉给药以及0.5和1.0mg/kg 2分钟静脉剂量，在40头闭胸麻醉约克夏猪中进行比较。作者发现，氟卡尼所致QRS波群增宽与左室收缩力的降低密切相关。快速肺部或静脉注射氟卡尼可降低负性压力负荷（心肌收缩力），同时快速达到与房颤复律相关的氟卡尼血浆浓度峰值水平。
上述原始文章后面是两篇当代评论，标题为“心脏钾内向整流器Kir2：结构、调节、药理学和心律失常的回顾”和“肺静脉和肺外静脉结构的节段性非闭塞性冷冻球囊消融：最佳实践 III” 。这两篇评论之后是一篇题为“间隔流出道室性心律失常的标测和消融新方法：多极间隔内记录的见解”的创意概念文章。George Van Hare博士撰写了一篇文章，作为我们庆祝射频消融30周年系列文章的第8篇。最后一篇文章是为了纪念心脏电生理学先驱Edward Carmeliet博士。
希望你喜欢这个播客。我是《心律》杂志主编陈鹏生。
